吉林大學法學院陳洪磊在《法學評論》2025年第1期上發(fā)表題為《數據治理的公司法回應》的文章中指出：

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已成為可以評估當下可能性和預測未來趨勢的重要生產要素，但也潛藏著新的社會風險和治理難題：數據泄露、數據竊取、數據濫用、數據壟斷等愈演愈烈。如何進行數據治理，在防范數據風險與促進數據利用之間尋得平衡，成為當前各國法律規(guī)制的重要議題。在制度層面，我國通過制定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對數據風險的行為類型、法律責任等予以規(guī)定，立法體系日趨完善。在理論層面，學者們從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經濟法以及國際法等多法域展開對數據風險的規(guī)制研究，具體研究焦點包括但不限于個人數據的憲法保護、數據確權與民法回應、數據犯罪治理、平臺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調控、數據風險的行政法監(jiān)管、跨境數據傳輸的法律規(guī)制等。

事實上，數據價值的實現依賴價值鏈上的三大構成，分別是基于數據本身的公司、基于技能的公司以及基于思維的公司。由此可見，公司依然是數據搜集者、控制者和利用者的主要表現形式與組織載體。而數據價值的實現與數據風險的產生均始于公司機關的決策與公司內部的治理。既有研究雖然已經從多部門法角度為數據風險規(guī)制貢獻了智識，但均停留在公司“表面”而未實質滲透至公司“內部”，欠缺公司法的回應策略，難以達成數據風險標本兼治的目標。公司法回應數據治理可以修補數據風險規(guī)制鏈條的斷裂，主動填補數據治理的規(guī)范漏洞，形成數據治理的合力與數字經濟的全球競爭力。

數據公司具有智力資本明顯化、公司目的多元化等特征，但我國現行公司法未能較好地回應此類公司的新特質與新要求。對此，在數據公司治理結構設置方面，公司法應當全面性地改造股東會、董事會、監(jiān)事會和經理層等治理機構，配置多元選項，允許公司在立法者設定的基本要求之上進行自治改造，架構起公司法回應數據治理的“骨架”。在數據公司治理機制配置方面，公司法應當更新信息披露機制、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營造公開透明、智力資本受尊重、主體義務與責任機制夯實和數據社會責任踐行積極的公司內部治理氛圍，填充公司法回應數據治理的“血肉”。

提升公司法的科技含量，既是數字經濟多元協(xié)同治理能力提升工程的重要一環(huán)，也是現代公司法從商品經濟邏輯邁向數字經濟邏輯、不斷適應數字化發(fā)展的自我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