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舒杰

智能體的發(fā)展速度一再超出人們的預料，筆者在近期的工作調研中發(fā)現智能體已經逐步替代和接管專業(yè)領域的分析、判斷和決策工作，有關智能體主體責任和知識主權的討論也隨之十分熱烈。當智能體可以自主感知、記憶、決策、交互并執(zhí)行，那么這件事的主體，到底是誰？筆者想從法律上提出一些需要厘清的深層次問題，拋磚引玉，供大家探討。

一、“自主”二字的重量

智能體正加速與網絡空間、物理世界深度融合，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模式。

傳統工具沒有自主性，錘子不會選擇打哪顆釘子，Excel不會自行決定刪除哪一行數據。工具的行為完全由人的意志驅動，責任歸屬從無疑問，人用工具做了某件事，人承擔后果。

但智能體不同。當一個醫(yī)療智能體建議某患者停藥，當一個法律智能體起草某份合同條款，當一個金融智能體在市場波動時自動平倉，這些無人介入的“決定”，真的是人做出的嗎？

從技術層面看，答案是“智能體做的”。從法律層面看，現行法律制度必須回答“人做的”，因為法律體系從未設計過非人格實體承擔責任的路徑。

二、智能體的意見不采納，行嗎？

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智能體提出的意見，會不會在實踐中演變?yōu)椴徊杉{不行？這種演變有其結構性的原因。

第一是能力不對等。智能體處理的數據量、速度和維度，已經遠超人類認知邊界。當智能體給出意見，人類是否具備推翻它所需的知識儲備?！拔矣X得它說得不對”，憑的是什么？

第二是時間壓力。在高頻決策場景中，金融交易、應急響應、輿情處置，智能體的建議往往伴隨著時間窗口。等人類完成獨立判斷，窗口已關閉。“人工審核”在實踐中退化為橡皮圖章。

第三是問責回避。一旦出了問題，按智能體建議操作成為潛在的免責理由；如果不按智能體建議操作，出了問題則變成人為失誤。這種不對稱，會形成強烈的心理驅動，讓智能體替人決定，并把決定包裝為人的采納。這是一種決策空洞化的過程，名義上人在做主，實質上已然空轉。

三、幻覺風險

最近美國知名律所出現的錯誤，就是智能體存在幻覺問題給使用者造成的風險，即以極高置信度輸出錯誤信息。這不是系統崩潰，而是系統正常運行時內生的風險，且往往難以從外部識別。

一旦幻覺發(fā)生，擺在所有人面前的問題是，誰來判斷這是錯的？依據什么判斷？

更棘手的是，幻覺不是概率均等的隨機錯誤，而是往往發(fā)生在復雜決策、邊緣情境、罕見場景和跨領域推斷中，恰恰是人類最難核驗的地方。

四、專業(yè)機構的能力被吸收，獨立性何在？

智能體對專業(yè)領域的沖擊，不只是效率層面的替代，而是一場更根本的顛覆。

在醫(yī)療領域，智能體將會承擔診斷建議、用藥方案、手術風險評估等核心職能；在法律領域，它能完成合同審查、案例檢索、證據整理、裁判預測、合規(guī)意見出具、違規(guī)風險警示、法律意見起草；在金融領域，它負責投資組合管理、風險定價、信用評估乃至實時交易執(zhí)行。這些能力原本是專業(yè)機構存在價值的核心，是醫(yī)生、律師、金融分析師經過多年培訓才具備的職業(yè)壁壘。

當這些能力被批量地、低成本地、可規(guī)?；貜椭七M信息技術產品，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浮現出來，專業(yè)機構還需要做什么？它們的獨立性，還有沒有實質內容？專業(yè)機構的獨立判斷功能便已形同虛設。

那么專業(yè)判斷的責任，究竟應由信息技術部門承擔，還是由專業(yè)職能部門或機構承擔？

若由信息技術部門承擔，技術人員并不掌握醫(yī)學倫理、法律適用或金融監(jiān)管的判斷標準，無法對專業(yè)結論的合理性作出評估，更無法為具體個案的損害后果承擔專業(yè)責任。這種歸責路徑，實質上是把專業(yè)責任移交給了對專業(yè)一無所知的一方。

若由專業(yè)機構承擔，則意味著醫(yī)院、律所、金融機構要為一個信息系統的輸出負責。

專業(yè)機構的獨立性，不僅是執(zhí)業(yè)資質和機構設置的問題，而是社會的知識主權與運行的問題。當專業(yè)知識的生產和運用被技術系統接管，其獨立存在的制度基礎也隨之動搖。

應對這一危機，不能僅靠要求人工審核來維持表面上的專業(yè)主體地位。真正需要的是，重新界定專業(yè)機構在智能體時代的不可替代功能，究竟哪些判斷必須由持牌專業(yè)人員作出，哪些場景中專業(yè)機構對智能體結論負有不可轉移的復核義務，以及當專業(yè)判斷與智能體輸出發(fā)生沖突時，誰有權作出最終裁決，依據是什么。

五、責任認定的困境

智能體高自主性、高權限等特性帶來了隱私泄露、越權操作、行為失控等安全風險。但當這些風險成為現實損害，智能體的開發(fā)者、部署者、使用者的責任如何分配？

問題在于，這條責任鏈條越來越長，越來越模糊。開發(fā)者構建了基礎模型，但無法預料所有應用場景；部署者對接了具體業(yè)務，但調用的是他人的底層能力；使用者發(fā)出了最終指令，但未必能理解智能體的推理過程。一旦出現損害，法律上如何認定過錯？過錯認定需要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追溯因果鏈本身就難以實現。

六、外部制約機制的空缺

對于智能體非合規(guī)行為的發(fā)現、干預、阻斷與恢復能力，防范內生安全風險、供應鏈安全風險和應用衍生風險，目前尚屬空白。

但即便建立防控機制，這些防控手段，本質上可能還是技術領域的工作。用技術發(fā)現技術的問題，用技術限制技術的越界。這構成了一個封閉的技術攻防自循環(huán)。缺乏來自技術體系之外的獨立制約力量。

外部制約的缺失，意味著什么？首先，合規(guī)標準的制定權實質上旁落于技術方。技術方來決定什么算非合規(guī)行為？

其次，損害發(fā)生后的獨立調查能力嚴重不足。當一個智能體出現“行為失控”造成損害，現行機制中誰負責開展獨立調查？如何啟動，是否有能力獨立調查。

第三，公眾和受害方缺乏實質性救濟通道。智能體是一個封閉系統，普通公民、受害個體、乃至受到智能體行為影響的專業(yè)機構，沒有進入這個系統的接口。他們無法通過非技術手段對系統施加影響。

破解這一困境，需要在技術攻防體系之外，真正建立獨立的外部制約機制。沒有外部制約，所謂安全可控便只是技術共同體的內部自律。

七、幾個需要認真對待的深層命題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有幾個深層命題值得認真對待。

其一，人機協作需要明確定義。當前話語體系中，人機協作默認人是主體、機是工具。但當智能體的能力超越人類判斷邊界，協作的實質已經顛倒。在許多場景中，智能體正在成為實質主體，人只是最終簽字者。

其二，幻覺風險需要獨立的驗證機制。不能依賴智能體自我檢驗、自我驗證，不能假設使用者具備糾錯能力。在醫(yī)療、法律、金融等高風險領域，應建立獨立的第三方核驗機制，且核驗標準應在事前公開，而非事后追溯。

其三，責任分配需要預設而非事后追償。智能體行為的復雜性使干預阻斷極為困難。更有效的路徑是明確每個角色在每個環(huán)節(jié)的義務邊界，引入強制保險等工具，將責任內化為部署成本。

其四，專業(yè)機構的制度功能需要法律重申與保護。政策法律應明確在哪些場景下，專業(yè)機構的獨立判斷具有優(yōu)先效力，不得被智能體輸出所架空；哪些專業(yè)行為屬于不可委托、不可替代的人類責任，必須由持牌專業(yè)人員親自完成，且其判斷不受智能體建議的法律約束。

最后，我們一邊在推進智能體的自主化，一邊在堅持人類的主體地位；一邊在構建技術防控體系，一邊卻容易忘記在技術之外布置獨立的制約力量；一邊期待專業(yè)機構履行責任，一邊卻眼看著專業(yè)判斷能力被技術系統悄悄接管。

正視智能體在實質上已經具有決策能力這一事實，正視專業(yè)機構獨立性正在被侵蝕這一制度危機，解決它們，不能靠回避，只能靠正視。這是留給立法者、監(jiān)管者、專業(yè)共同體和技術界共同回答的智能體時代命題。

（作者單位：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